傅斯年先生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读者》2006年24期）中写到一段很精彩的话：“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诚意，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
这段话给了我很深的触动，我也由这句话明晓了很多曾经困惑的问题。仔细想想我们生活中的种种冤屈以及不合理的案例，其实归根结底都与此有关。比如，你明明没有打碎东西，可还是有人会怀疑甚至强加给你打碎的罪名；你明明没有偷东西，可还是有严刑酷打逼迫你承认是盗窃犯；你明明没有投敌叛国，可还是有人指控你是内奸是国贼。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啊，因为你也找不到自己不是内奸国贼的证据啊。他们的证据呢？他们的证据是“莫须有”。一个莫须有就可以把一个忠良一个功臣送上刑场，你说这样的社会可怕不可怕！
可是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是这样体现的：先说你有罪，然后给你罗织罪名；只要说你有罪，你就不可能无罪。大名鼎鼎的一代文豪苏东坡，就是被一群小人用这种伎俩给炮制出了一个“乌台诗案”。他说你写了反诗，你不承认，那么你找出没有写反诗的证据。找不出没有写反诗的证据是吗？那你一定是作了反诗！他们的证据呢？他们的证据是：苏轼在一首写桧树的诗中写到“蛰龙”二字。这便证明苏轼有谋反之心？！
前不久，我在《读者》上读了一篇题为《命系一发》的微型小说，也说明了这种强加罪责破案的荒唐。一件扑朔迷离的案子，最后找到的唯一证据是一根头发，于是他们守在各个街道路口抓捕头发的主人，以为头发的主人就是罪犯。可是他们是靠什么来判断头发的主人呢？侦探也没有丝毫依据。最后他们抓捕了一个“头上戴着一顶一直扣到耳朵的水上旅行帽”的男人，他们断定他就是罪犯。当侦探威风凛凛的摘掉那个男子的帽子时，发现竟然是个秃子，他于是毫不犹豫地大声宣布：“他所干的谋杀何止一次，是一百万次。”
在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这样的描述：主人公马建强被怀疑偷吃了同宿舍的馍，马建强辩解，没有人相信，因为他太穷；紧接着，他们为他寻找偷窃证据——那些被老鼠吃剩的馍渣子！如果不是老鼠捎带着咬坏了他的枕头，被栽赃的罪名一定会压死马建强。
我大学时遇到一件事情。一天晚上学校停电，有些惟恐天下不乱的学生便乱喊乱扔。可是第二天早上，文学院领导找我们宿舍成员谈话，要我们交代犯错经过。我说我们没有参与哄闹。可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而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我们扔东西的情态。我说我们没有扔，结果他们要我找出没有扔的证据。他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扔，那就要让我们找出真正的“元凶”，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清白的。当时我也不再顾忌领导权威，直接反驳，凭什么要被栽赃者去寻找证据？受害者找不到不曾犯罪的证据，就证明有罪？这是什么逻辑！
可是，自古以来我们就生存在这样的社会！我们有太多的人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死于非命！
2003年轰动全国的孙志刚被非法收容并被殴打致死事件，就是这种逻辑下炮制出的悲剧。这出悲剧的上演将这种畸形法制人模狗样的嘴脸彻底暴露了出来。事后有专家、媒体评论说孙志刚事件折射出了种种社会弊端，从而也推动了中国法治进程。可是我却觉得根子上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个人认为傅斯年先生提出的中西应用法律之差异，若不改变，以后这样的悲剧依然会上演。
千百年来，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我们自上至下都盛行严刑拷打，甚至大人教育孩子也倡导“棍棒出孝子”。
话题再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蔡元培先生。我真羡慕北大有过蔡元培先生，真自豪北大曾因蔡元培先生之品性风格而大放异彩，真渴望现在的大学能吸收蔡元培先生的思想，真正实现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语）的理念。我想，如果我们的法制理念由“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转变为“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有罪”，那么，我相信其他领域的民主、人本思想也会得到更明朗的体现。到那时，我们必将沐浴在“和谐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