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就想买一本洪子诚先生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可是遍扫周边城市的书店却无法买到，后得到一本郑万鹏先生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欣喜万分，急阅两遍。读后觉得郑先生的这本书似乎叫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导读更好些，因为郑先生采取分专题进行重点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一部分作品进行了解读，读这样的解读性文章就好像在读一部著作的导读。我以为对于史来说，写史的人应该将原来发生的史实及当时人们的评论评价客观地实在地摆在那就行了，不需要作者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对这些史实进行分析定义加上某些标签，也许读者并不同意你的看法，他们不买你的帐，历史自有后人评说，包括文学史在内，如果一部史书不能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那么读这些史有何用？那只能是误导，贻害万年。因此，我喜欢原原本本的罗列史实，把史实原封不动地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自己去分析，去思考，我自然会得出我的看法和结论。
近年来，我观中学语文教科书和洪子诚先生所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上卷所载杨朔的《荔枝蜜》，发现它们都去掉了文章中的一部分。我似乎记得在中学读这篇课文时，里面有写几只小鸡用丫子在石板上踩出几个小小的“个”字，记得当时老师说，这一个个“个”字是有深刻寓意的，它是作者含蓄地告诉人们个体经济不如集体经济，好像蜜蜂集体采蜜集体生活，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知我是不是记错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想，为什么作者要删去文章原有的内容呢？这与文革时的断章取义又有什么区别？
由于郑先生非要给一些作品冠以这个主义那个文学什么的，就使这本书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比如，第一，材料史实不全。十年文革当中，他只选了浩然的两部作品，即《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可是，十年啊，十年该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而在那十年里，虽然文学创作并不发达，但仍然产生了革命样板戏那样的文艺形式，且就艺术性、感染力、可视性而言，也是很好的，现在人们不是又开始传唱了吗？正如初澜在《京剧革命十年》中所说“近几年来，继八个样板戏之后（八个革命样板戏是指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和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新的革命样板作品的先后诞生，巩固和扩大了这场伟大革命的战果，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运动的蓬勃发展。”从这些资料不难看出，文革中还是有一些文艺形式存在的，我就是看着样板戏长大的，那鲜明的立场，鲜艳的舞台颜色，那好人、坏人爱憎分明的革命感情，那对革命和党的无限忠诚，都深深地打动和教育了我，我们怎么能全盘否定这些文艺作品呢？即就是否定，那也得把它拿出来否定呀，可是有些人连拿出来都不敢，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的脊梁啊，什么时候能直起来？对历史，我们可以全盘否定，但对于史实，我们却有义务让后人看到，让后人自己去评说。而真理往往有时存在于否定之否定之后。再者，比如像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一些作品，如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高山下的花环》，另外如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这些获奖作品也不见踪影。作为一部文学史，除了小说，其它的文学形式也很少，倒好像是一部小说史，这些怎么能反映中国五十年文学发展的全貌呢？第二，由于作者非要给作家的一些作品定名为这文学那文学，当遇到一部作品的角度较多时，他就在这一本书的前前后后来回使用大段大段甚至是整页整页的相同的文字，重复性的篇幅太多，而且每个字都不带差的，让人感到好像盗版一样，我觉得从体例来看，好像这本书是作者把许多独立的互不相连的论文或者书评凑在一起形成的，前后缺乏照应，这样的文字怎么能叫做史呢，确实有点不像。第三，作者过多的从自己的主观立场、主观观点出发去评价一部作品，似乎有点牵强。一部文学作品，它可能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意象，每个读者看了都可能有不同的体会和看法，所谓见仁见智的事情，我们怎么能非要说人家说的是这个意思而不是那个意思呢？我向来反对文以载道的说法，就像一首诗一样，也许我只想说一种意象，也许我只道一点心境，也许我只欣赏一段美景，为什么就非要讲一个道理呢？我抒发一点个人感情不可以吗？
所以，这本史书更像一本书评。
至于说他用的比较的方法，有可取之处，但老拿外国的东西和国内的东西说事，就感觉有些牵强。难道中国的东西非要用外国的东西来作参照物吗？不过，郑先生对陕西籍的三个作家的评价我倒觉得有点贴切。他在评论陈忠实的《白鹿原》时说，贾平凹的小说缺的是这种东方哲学。《鸡窝洼的人家》近似于改革政策的图解；《浮躁》是文人就狗肉喝烧酒侃改革，而《废都》则迷失在现象之中了。他在评路遥的作品时说，而他们的精神世界、行为哲学，却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而不像贾平凹小说的“改革”是在道德领域闹一场革命，在两个家庭之间掀起一场“动乱”。路遥笔下的黄土地儿女，在“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都“自由”地选择了责任。
另外，我觉得郑先生对“新写实”派的评价也不公允，他说“新写实”中的现实是作家营造的“现实”。然而，在我看来，也许“新写实”作家写了一些琐碎的真实的场景，那其实就是真实的，只是他们没有歌颂什么，没有文以载道而已，并不是他们写了心中的真实。读郑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就好像看见了一个拿着很高的工资，享受着国家的津贴，吃着对虾海鲜，然后说“农民穷吗？农民是不穷的。老百姓苦吗？老百姓是不苦的。老百姓没有饭吃可以吃肉粥嘛！”郑先生对下底层人民的生活还是不了解的，他不承认有许多的百姓正在忍受着苦难，他不承认许多百姓正在承受着改革和上面的全面腐败的代价，他只是一个有优厚待遇的旁观者，一个看客，而刘震云等，却是看清了的。正所谓无限的赞歌所唱的，改革开放多少年多少年人们的生活提高了多少多少，这和过去的“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似的吹嘘有什么区别吗？谁不说谁的政绩好？而事实到底如何呢？只不过百分之二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