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佐军是个倒楣蛋。胡佐军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政协委员，因为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网称“发言门”事件），惹怒县委书记郑伯顺，被停职检讨。孙明也是个倒楣蛋。孙明是市长，因为两村村民要求向他反映村干部贪腐问题，千人下跪唤不出（网称“千跪门”事件），被上级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2010年的3月和4月，本没有什么联系，前者发生在湖南双牌县，后者发生在辽宁庄河市，一个是被上级搞掉，另一个则被群众搞掉。但是我在读这两则新闻的时候，总觉得它们之间似乎有着某些共同之处，想来思去才觉得此两人都冤。说胡佐军冤大概网民没有意见，说孙明冤，怕是网民要连我一起骂了，但是且慢，有理慢慢说，待我说完再骂不迟。有一点我想申明，我写杂文，从不用笔名，此篇例外。
先说胡佐军。作为政协委员在政协的会议上发发言，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政协就是一个说话的机关，它不管钱不管物更不管人，也不能发号施令，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说话。政协说话有很多种，政治协商说话，参政议政说话，提案说话，监督说话，政协委员不说话要政协干什么？至于怎么说，我想政协委员都知道。政协有一条规矩，就是“县委想什么，政协议什么，政府干什么，政协帮什么，群众盼什么，政协呼什么”。从网络报道的情况看，胡佐军是懂得这条规矩的。他所言正是县委想的。至于其说话的方式大量运用“我以为”，把县委今后要说的提前说了，在县委书记郑伯顺看来简直狂悖，书记发怒了，胡佐军因此受到不公正处理便是必然，连政协主席也跟着受到批评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这起所谓的“发言门”事件，经过网络媒体报道马上引起强烈反响，针对县委书记郑伯顺的批判接踵而至，由“发言门”到“挂历门”，郑伯顺澎胀了的书记权威被网民揭得淋漓，百嘴难辩。尽管郑反复强调对胡的处理与他的政协委员身份无关，但是胡就是在政协说话惹的麻烦，怎么能不让人想到关于政治协商的话茬？政治协商多党合作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因为基本，决定了各级党的组织的政治行为方式。问题是，那些事情需要协商，又怎么协商，政协章程缺乏强制性的程序规定，协商的范围、优劣，全凭着人为因素来决定。以时下地方政协的情形看，协商不过是听听情况，走走过埸，所谓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到目前为止，谁听过在协商过程中对政府工作提出反对意见的报道？人大似乎有，但政协没有。协商庸俗化成为普遍现象，至于少别委员的狂悖之言，同样鲜见。
胡佐军并非狂悖，只是他过于自信的发言，抢了书记的风头。而这位书记恰恰又是报复不过夜的主，所以遭此厄运。其实这起所谓的“发言门”事件并非孤立的一件，如果胡佐军遇上一位不动身色的书记，他的前途也好不那里去。政协也是官埸，况且都是些老人，谁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说官话，所以说好听的话，所以政治协商就只有政治，哪里还有什么睿智之言？更不可能有诤言。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佐军还冤不到那里去。比之胡佐军，孙明似乎更冤。孙明能够走上市长的高位，不知经历过多少次考察，没有两把刷子很难走上如此高位，没有做几件象样的群众满意的事也是难以走上这样的高位。而这次由于拒不接访而下课绝对出乎他的意料。须知群众到政府上访是常态，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上访者都希望市长接访。试想一个市长凡访必接，事无具细，他还能为更广泛的群众谋利益吗？市长一俱肉身能够应付得了吗？就算能够应付，那么要信访、监察、纪检、检察部门干什么呢？
可以想象得到，上千人到政府上访肯定有政府工作人员接访，信访办政府办的工作人员肯定作了解释工作，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也肯定作出了承诺，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还要以下跪的方式来要求市长接访，我以为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之前反映多次，有关部门调查处理不力，要求非见市长不可，还在情理之中，但我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所以我觉得孙明特冤。
那么孙明冤在哪里呢？我以为冤在群众工作机制上，冤在问责的机制上。诚然，农民为维护自身权益所作的斗争总体是正义的，值得同情和支持，但是在斗争的方式上仍然需要深入分析和善加引导。反映村干部贪腐渠道很多，首先应该向乡镇党委政府反映，可以向检察院举报，可以向组织、纪检部门反映，没有必要一下子组织上千人越级上访。然而不幸的是，诸多此类问题农民走的都是上访路线，而且所采取的方式十分激进，动员上访的规模也不会小。
为什么农民维权仍然偏好上访呢？原来上访是通过大官压制小官使自己的权益得到声张。原来上访是实现诉求回报最高的渠道。这个事实在“下跪门”事件中不是又一次得到证实了吗？
农民偏好上访有着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国家在修正制度二元的时候，农村没有保持必要的耐心，随着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社会心态表现出某些狂躁的特征。税费改革以后，象征国家义务的农业税被取消，体现集体义务的统筹提留跟着被取消，农村社会生态呈现空前的宽松，各种意识开始向农村流动，一种以国家义务和集体义务缺失为特征，以受同情的弱势姿态出现的“农民意识”逐步占领农村思想政治领域。由于税费改革给县以下农村政权运转带来的巨大压力，县乡两级迅速从原来对农村的统治中跳出来，大举进军城市和工业，农村思想政治层面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真空，在政治权力受到极大削弱，而农村工作新的手段和载体又缺乏创新的情况下，农村社会自由意志过度扩张，而集体意志几乎很难形成，在这样的政治社会生态中，农村思想文化的多元就形成了，而乡村社会道德价值评判标准的多元，更让农村社会呈现万千姿态。可以说，税改以来的这个时期是农村思想最为活跃，农民欲望最为强盛，基层政府最无力掌控的一个时期。实践证明，只有和谐的理念，没有实现和谐的手段，难以达到和谐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税改以来的县乡行动有偏差，建议中央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实现县乡对农村的有效领导。如果任其发展，农村改革发展的成果终究会被非主流权益的强流所湮灭。
在我国法律不断健全的今天，农民动辄上访，无论上访的数量还是上访的规模都成增长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正常，它在显露农村社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