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而在一堆旧笔记本中，看到了几年前的一篇札记，纪录着这样一段文字，民工档案：姓名——民工，曾用名——盲流，别名——打工崽（妹），学名——进城务工者，尊称——城市新市民，昵称——乡巴佬，家族封号——社会主义国家主人。家庭主要成员，爷爷——无产阶级同盟军，父亲——人民民主专政核心成员，家庭其他成员——社会弱势群体，有无前科——有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挡案纪录。看完这段札记，内心酸酸的，但文字出于何处，当时没有纪录，似乎是诗人刘虹的作品。回忆民工也曾经有过它的历史辉煌，战争年代，民工是政府征招的，帮助军队运输、或搞军工建设的劳务人员，有着和军人同样的荣誉。建国初期，民工是参加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农民，是受人尊敬的劳动大军。
然而今天的民工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历史光彩，已经成了贫困和不文明的代名词，如果你一旦被冠以民工的身份，你就会遭受社会的白眼：“看你的熊样，和民工有啥两样”，初期民工的形象可用一句顺口溜来描述：“民工进城，腰缠麻绳，敲门不懂按门铃，看球不知输和赢，吃饭不知菜啥名”。民工在城市，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低最少的报酬，他们忍受了社会的不公，然而最使他们伤心的还是社会的不谅解和歧视。有一句歧视性语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那是竖在上海某公园门口的一块牌子，是歧视华人的带有侮辱性的语言。但据后来调查，上了年纪的上海老人，并没有人亲眼见过这块牌子，这块牌子到底有没有，就成了历史悬案。但广东东莞，厚街镇东溪公园门口确实有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外来工入园，违者罚款100元”，这块牌子挂了一年之久。杭州某公厕上也有“民工禁用”的字样。民工进了城，他们小心翼翼，下班以后尽量穿得光鲜一点，尽量面带微笑，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被这座城市接纳，能尽早的融入这座城市。
民工的受歧视，源于他们的贫困和落后，然而这种城市和农村的贫富悬殊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学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采取优先发展工业，和“挖农补工”的政策，人为的制造工农业产值的“剪刀差”，30年左右的时间内，单就粮食价格的剪刀差，城市就从农村的积累中，拿走了至少8000亿￥，而近十年间通过“廉价征地”，城市又从农村积累中拿走了2万亿￥。所以很多学者喊出城市“反哺农村”的口号，现在看来城市的逐步富裕恰恰是建立在农村逐步贫困的基础上，从这一层面上讲，我们更没有理由歧视来自农村的兄弟，上溯两至三代，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农民，象春晚小品中朱军所说的那样，“农村有城里人的爹娘”。
可现在儿子依然在剥削、歧视着他们的爹娘，有人把“民工经济”视为一座不冒烟的工厂，廉价的劳动力，粗放式的经营，刺激着GDP的迅速上升，然而这样的发展有其可持续性吗？国家的决策者似乎已经看到了这点，他们正在采取补救措施。然而民工毕竟生活在城市群众之中，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他们缺少关爱，他们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他们最渴望的仍然是得到城里人的尊重。一位民工在接受采访时说：“报纸都站在城市的角度，对我们的负面宣传太多，好像坏事都是我们民工干的，有的房产商就打出‘小区安静，没有民工骚扰’的广告，把民工妖魔化”，这些问题确实有着深层次的复杂原因，但国家在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没有民工的加入，这个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我们常州外来人员已经有50万，占企业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让他们尽块融入我们的城市，已经是一个必须解决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该做些什么？这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
（上述某些数据，摘自《我的民工兄弟》一书，复旦大学200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