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女》之旨，古来多有争议。《诗序》《郑笺》《毛诗正义》，由汉至唐，对《静女》的观点一脉相承——以“女史彤管”之解，得出“《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之论。然而，后世不乏歧见。如朱熹直言“彤管，未详何物”，将诗旨还于民间，持理学观念，直斥《静女》为“淫奔期会之诗”。亦有人虽置诗意于民间，却无偏见。如明人韦调鼎认为“此民间男女相赠之辞”，并直言批评毛郑之说：“郑、卫男女相谑之诗颇多，而句句指为刺其君上，何异痴人说梦也。”
至于近现代，大约因受“人民群众”之社会观念影响，“国风采自民间”之说风靡一时。故时人多贬毛郑之说，而目《静女》为平民之诗。执此求之，对“彤管”一词之解颇为多样。其中最普遍的看法，是把“彤管”与“荑”同以植物视之。另有解作管状乐器、针筒、玉管之类，不一而足。然而，诗三百来自民间之说已受置疑，这位被传唱千年的伊人“静女”，其身份果为平民？
一切分歧议论，究其根源，还在“彤管”二字。私以为，“女史彤管”之说不无道理：
一，《辞源》言“恬始作笔”，以蒙恬为发明毛笔者，此说千载相传，源头已不可考。故有人以诗经时代尚无毛笔为由，否定“女史彤管”之论。但“蒙恬作笔”已被考古发现置疑——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上有残留的朱书与墨迹，确系毛笔所书。由此可知，诗经时代已有毛笔之用。此外，《周礼》中关于女史的记载，证明诗经时代已设女史之职。这些，为“女史彤管”之说提供了可能性。
二，后人所用之“彤管”一词，是与女史密切关联的专有名词。《后汉书》有言：“女史彤管，记功书过”。这大概亦是毛郑二公以今推古而作此解的原因之一。
诚然，因“古今异义”的可能，以上论据尚不足以证明此说。最有力的证据，应是找到时代相近之作。所幸，《左传》中即有关于“彤管”的文字，兹引如下：
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
若非以“女史彤管”解之，则无法理解“静女”之句于此段中的意义。静女以彤管相赠，暗示了其女史之身份。《左传》认为诗中之行有悖礼法而目《静女》为邪诗，但因女史“记功书过”而“加于国家”，“故用其道，不弃其人”，故于《静女》三章，独取“彤管”一词。
《左传》之作者虽有争议，但其成书时间应距诗经时代不远。书中诸处引用诗三百之句，确有“断章取义”之嫌（譬如此处目《静女》为邪诗，恐难为今人接受），但“有嫌”的只是对诗篇整体价值的判断和对某些诗句之引申含义的看法。《左传》对诗中名词的理解，应是贴近诗经本义的。
末学虽私心属意“女史彤管”之说，却不赞同“《静女》，刺时也”的论断。毛郑之“泥”，不在于以“女史”解之，而在于以君臣思想神化了女史其人——思女史则思君王、后妃，继而思君王之贤、后妃之德，最终将女史高置于天、下绝于人。然而，《静女》之女人主公虽有特殊身份，但在诗中男子眼里，毫无身份阻隔、礼教束缚。两人相约相赠、相戏相欢，皆乃至真至纯的儿女之情。这大概是为何《诗序》把“求之不得”的《关雎》目为“后妃之德”，而把“贻我彤管”的《静女》目为“刺时”的原因。
《静女》之好，在于它塑造了一个作为“人”的女史形象。“女史”一词，不只是《周礼》上冠冕堂皇的冰冷文字，亦不只是君王后妃身后空具象征意义的影子。
后世亦有女官之制。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其制严密，历代逾甚。千载以降，九重宫阙埋葬了无数女子的青春与憧憬。后世传奇如“御沟流叶”、“缝诗入袍”之类，虽为佳话，但历史现实中，更多深宫红颜与此幸福无缘。唯有在诗经的时代，女史尚未成为囿于宫禁的笼鸟，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质朴却璀璨的爱情。
姑妄言之——《静女》的女主人公，可谓历代诗篇中，最幸福的宫廷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