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长河中，从来就是未知到己知，实践再实践的过程，也是知行的过程。中国最早的《尚书》载有：“知之非艰，行之为艰；知之非难，行之为难》的名言。它观察事物的发展过程是“知易行难”。孔门在《大学》中提倡：“格物致知”。即物而穹其理以致其知，这一命题是唯物的。《孟子》的“良知良能”，有人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今人多以本能之善耒抨击作奸犯科者的劣根性。再从“学以致用”来看，还是可取的。
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提出了“知之莫若行之，行高于之”的见解，为后学开通了知行的辩证关系。
宋代以二程（程颢程颐），特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主张的“知先行后”，即知之愈明行之愈笃的教条，颠倒了知行关系，并提倡穹理为“格物致知”以注十三经，确实是苦心孤诣，但理先于物的唯理观点，即精神性的“理”，是物质世界产生的总根源，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
明代顾炎武王阳明（守仁）提出：博学于文行有己耻。蹇伯潜在所作《十三经概论》中指出：他的“真谛是积‘日知而后行，或博学简行”其知行关系不协调可知。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集扑素唯物主义于大成。他批判了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先知以废行，销行以归知”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行先知后”的知行学说。（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418）
伟大的民主廿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鼓劢人们反满，一反过去的“知之非艰。行之为艰“的旧说。提出：行之非难，知之为难的“行易知难”的学说。他认为行是知的基础，知由行得来的观点是唯物的，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作了理论准备。
当代卓越领柚之一的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创著了经典之作的《实践论》辩证地阐明了，“理论来源于实践，转过来又为实践服务”。的“知行统一观”。他又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第225页）他还精辟地阐明“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二者之间是互为依存和互为作用的。
二千多年前的荀子提出了“行高于知”、孔子提出了“学然后知不足”。联系起来似乎有龃龉，其实并不矛盾。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知之后，行而不足，孔子识之，这是杰出的思想家总结的哲理是正确的，他是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也是要求人们深刻认真学习的。例如我们学会发射卫星上天后，但不能马上到月球和其他星球，这就暂时显得不足了，何况行的范围很广，学的领域有限，这就更可使我们学然后之不足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更以“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警示人们联系实际，奋起学习。在今天，改廿开放的新形势下，更须要我们“干中学，学中干，”不然，就会，“书到用时方恨少”那末如何克服学然后之不足呢？他的着眼点是什么呢？可以认为反对自满是为主攻方向，不求甚解之风，亦应成为众矢之的。自满和不求甚解的人，内心空泛，但不虚心，拒忠言于千里之外，自觉不自觉处于盲目壮态，从而“刚愎自用”以偾事。三国时期言过其实的马谡，在军事上的失误，使威名一世的诸葛亮，险在西城丧生辱国，毛泽东称这种人是“一知半解不老实的人”。但另一种人表现为学有终始，知难而进，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是可取的，历史上有，当今亦不乏其人。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始以“连横”说秦失败，自知业不精深，筹策失宜，不顾妻嫂不以为炊的冷遇，潜精积思于力学，深夜剌股流血而不止，终得“太公阴符之谋”，遂“约（合）众散横，”以抑强秦。《国策》称它：“未费斗粮，未战一士而天下从。”据胡宪生君报导：“学者蒋云昌，就是一个学有专著的典范。”蒋年25岁，重庆壁山人，曾三次高考，名列前茅，因脚疾未被录取。它反而愈挫愈奋，潸心精读群书，含英咀华（欣赏玩味诗文的精华）终于在1986年《南充师院》破例收为先秦思想史研究生。他在两年学习中，写出两部专著《文化哲学论》、《需要论》问世。据有独特理论体系，为国内外专家瞩目，其才华横溢，可见一斑。是故积思力学则器成；怠慢平庸则身废。处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当然更应重视基础学科的学习，只有“登高必自卑”就像建筑高楼大厦砌砖刷浆一样，只有基础牢实才不致垮塌而望墟兴叹，使各科系统而深入，才可触类旁通，融汇贯通而见微知著。纯熟则牢固，纯青运用则灵，这是知行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