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是那个时代决定了胡适。
政治动荡交融的年岁必然免不了文化与思想界的相互磨合。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自辛亥革命结束取得字面意义上的自由以来，大批学者深知，唯有从思想上将人类从长达千余年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得到自由，守住因惨烈牺牲而换得的自由。因此，文化界亦保持着优良的速度进行着自身的重塑，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胡适便是其中一员。
一九一七年七月，胡适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北大任教，加入《新青年》。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是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其实早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率先提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八不主义”等观念，此文一出即引起了广泛反响，褒贬不一。他还尝试以白话文作诗，其诗《蝴蝶》开了中国白话诗之先例。随后他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等文章，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等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其文学革命理论，深刻描摹了彼时之文学亟需变革改良完善的缺陷。
此处，仅从《文学改良刍议》，辅之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浅谈胡适的文学观念之我见。择这两篇文章归为一起来观之，是因两者之间关联尤甚，简而言之，亦可将后者看作为前者更深层次补充说明。当然，相对于《文》，抛开补充说明一说，《建》中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如何建设文学的观点，而并非唯有“不”，此时，胡适的思想有了进一步深入，他懂得思考并且开始着手“怎样做”。并希望将其广泛传播开来。世人皆知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却鲜有人懂如何做该做之事。
此时，再观《文》，胡适于文中提出“八不主义”，其文学观念便可大致归为其中，即为：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在我而言，终觉一与四其实归属同一分类。便是，为文者必须有思想、有情感，而并非空头论足，一味模仿。正如胡适所言，“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当然这种思想与情感，亦不是空洞而无所附丽的，在此便突出了“不作无病之呻吟”。这让人很容易便想起辛弃疾的《采桑子》。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所以言，真正的思想并非少年时伤春悲秋，这些琐碎的小情绪，是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情感与思想的。唯有经过岁月历史沉淀，在自我内涵不断丰盈的途中，才能不断攫取到其中甜美的果实。且胡适亦有言，这些牢骚之音，感唱之文于国无益。此为其一观念，尚且可归之为内涵。
其二，若如我言，便觉可将这一切放入一个大的圈子内，此圈名为自由。这亦是我所说的，是那个时代决定了胡适。这，便是此次我主要想说的胡适的文学观念的其中一方面。
从小，胡适便进入西式学堂接受教育，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且他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正是这份自由主义，贯穿了他的文学观，亦贯穿了他的一生。而观之“不模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皆可很好地将胡适认定的自由主义发挥极致。在此可见胡适是十分鼓励人们自我创造的，唯有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才能将破旧的原本消除。但《建》中，他亦有言，国人尚不具备创造新文学的能力。且，为文者，仍需“讲求文法”。在这一点上，胡适是伸缩有度的，值得赞扬的。
然而，基于其生平历来所经历之事，所接受的思想，和整个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普遍否决，这一点上造成了他文学观念上的滞后性，他的伸终究是明显大于了缩。新事物孕育于旧事物之中，这是众人懂得的，胡适亦懂得。只是这并不能全权表明古往今来全不可学，过度的自由将导致失去自由，这是我们必须辩证看待问题的关键。而胡适在《建》中更绝对化了“八步主义”，这是不可取的。而他对于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彻底的决绝的评论，称“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对于与“白话性质”挂钩的文学有着高于平常的赞赏，对于这样的区分，亦是自由过度的一种表现，则极有可能忽略了另一面的美。新文化运动的败笔在于此，胡适亦不为过。
物极必反，想必众人皆知。其实，天地万物其中任一又何尝不是这样。自由过之则不可，得到的亦必非精华。不得不说，胡适，他一生追求自由，最后亦被自由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