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瑶，晋国四大家族中实力最强的智氏家族首领，公元前403年的晋阳之战中兵败被杀。他是《通鉴》中第一个权势炙手可热却不得好死的人。
智瑶被其父智申指定为继承人时，族人智果曾明确表示反对。他说智瑶有五项优点：“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技艺毕给则贤，巧文辨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只有一项缺点：“甚不仁”。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如果选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申不予理会。
智瑶当政后，晋国完全处于智、韩、魏、赵四大家族掌控之下，国君名存实亡。而智氏家族实力最强，所以智瑶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骄横跋扈的他果然把其缺点发挥到极致，肆意羞辱韩、赵、魏三家，强行索要其他三家的土地，终于激起公愤，最终落个身死族灭的可悲下场。
说句实话，即使在今天，像智瑶这样的人才也并不多见。长得仪表堂堂，文武全才、能言善辩、坚决果断，谁会不喜欢呢？也难怪智申会不听劝告，他根本就没有理由相信自己这么优秀的儿子将来会葬送整个家族。
司马光先生在《通鉴》中把智瑶的覆亡，归结于他的才能胜过品德，未免有失偏颇。因为才能和品德有时相互交叉，难以分辨。例如坚决果断，既是才能又是品德。再者，每个人看人的标准和角度均不相同，而每个人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因此不经过实践检验就很难知道是非对错。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自我约束与制度约束的地位关系。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金字塔顶端的权力常常失去控制，因为它只能依赖于当权者个人的自律，缺少确实有效的外在监督和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权力不失控，唯有寄希望于当权者能有一副好品德（那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仁义）。所以我们一提起古时候的盛世，脑海中就条件反射般的出现一些帝王的名字。什么三皇五帝、唐宗宋祖、康乾二帝等等。他们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但是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规劝，严格自律，善于反省，为千千万万的百姓带来了福音，身具如此可贵品德不愧一代明君。
但是人的觉悟往往是有限的，并非每个帝王都能够像他们那样，成为后世眼中的明君，更多的常常是暴君和昏君。漫天歌功颂德的背后，更多的是谄媚者的嗤笑和老百姓的愤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三百多个帝王走马灯似的轮流坐庄，专制制度却从未改变，带给百姓的是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灾难。岂不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们不反对提高为政者的人品官德之说，但我们更应该强调民主制度下的控权。倘若一味强调人品官德却忽略民主制度建设，把百姓的福祉寄托在少数人的道德品质和自我约束上，这岂不是有舍本逐末之嫌？更何况历史的教训早就证明：把国家安危治乱的赌注押在极个别人身上，注定将是一条不归之路。
由此可见，智瑶覆亡的根源并不在于才能胜过品德，而是专制体制下的权力失控。倘若他并非大权在手，而只是平头百姓一个，这覆亡又从何谈起？然其优点仍是优点，缺点仍是缺点；才能仍是才能，品德仍是品德。如果智瑶生在今天的民主法治社会里，八成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在健全制度的约束下，他的缺点将会得到有效控制、优点则可充分发挥。因为民主制度下的选举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阻止这些人占据重要岗位，或者在他们不适应岗位时将其合理有序的淘汰，而不是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却无能为力。所以说，制度比觉悟更重要。
司马光先生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处在那个封建专制年代，我们无从要求他能够产生现代民主意识。但是智瑶的覆灭却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就一定会非常可怕，最终害人害己。
我们应当庆幸能够生活在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民主制度下的控权理念可以让我们从此不再沐浴在少数人的恩德光辉之下。